开栏语

　　南国清和烟雨辰，刺桐夹道花开新。五代时期，泉州遍植刺桐，得名“刺桐城”。时下盛放的刺桐花，如泉州城的闽南文化底色，寄托着泉州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追求。

　　在闽南文化孕育、形成、鼎盛、播迁等过程中，“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泉州人创造了灿若星河的多元文化瑰宝，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交相辉映，独具特色的闽南建筑、工艺、戏曲、美食、民俗等在这片热土上传承不息，融入了百姓生活，成为海外游子探寻乡愁、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最好见证，承载着世界闽南人的同根同源的情感共鸣。

　　泉州，是世界闽南文化的发祥地、闽南文化遗产的富集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刺桐城坚守着“最闽南”的风貌，刺桐港扬起了“海丝”的风帆，将闽南文化送往世界各地、扎根于世人心间。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凝聚两岸精神纽带，推进泉台文化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进一步挖掘闽南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特征，推动闽南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传播，持续打响“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城市品牌。即日起，本报开设“刺桐文脉·最闽南”专栏。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首届东亚文化之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世界宗教博物馆”……这些荣耀，记录着泉州从古至今的文化发展史。

　　刺桐文脉如其名，根深扎于闽南文化沃土中，花绽放于“海丝”煦风里。在泉州，闽南独特的文化意象，为红砖古厝所承载，随南音雅乐所传唱。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融出多元风情，在世遗泉州留下了独特的地域共鸣和文化记忆。

　　且让我们在历史长廊中，循着刺桐文化脉络，感悟闽南文化魅力。

　　名词释义:

　　闽南文化

　　闽南文化以闽南方言为载体，融合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以海洋文化为主要特征，兼有独特方言与强烈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原汉人多次入泉

　　促进闽南文化形成

　　纵观历史洪流，梳理刺桐文脉的前世今生，能窥见闽南文化更古老的记忆，更宏大的脉络。

　　福建境内山多田少，沿海岛屿星罗棋布，自古以来闽人就牧洋为田、与海共存。先秦时期生活在闽南地区的原住民属于七闽部落。战国晚期，越国被楚国所灭，大批越族入闽，带来了纺织、冶铁等越文化；他们与当地的七闽土著融合，闽越族由此形成，进而孕育出闽越文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闽越族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驰骋海上，为泉州宋元时期的航海壮举埋下伏笔。

　　在楚汉之争中，闽越人有恨于楚人曾经灭越国，遂出兵助汉灭楚。汉高祖因而封越王勾践七世孙无诸为闽越王。

　　公元前110年，闽越王余善反汉，汉武帝遂出兵平闽。《史记》记载，“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闽越人被集体迁徙到江淮后，闽越地人去楼空，为之后汉人入闽留下了发展空间。

　　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多次南迁，不断推动中原文化与闽越遗民文化交融，促进闽南文化形成。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作为闽南文化发祥地的泉州，逐渐奠定了其在该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于今泉州南安市丰州镇置东安县治。那个时候，泉州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汉族居民，他们带来了上古汉语，成为今天闽南方言的早期雏形。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汉人辗转进入福建，来到闽南。他们沿江而居，泉州的母亲河“晋江”因而得名。在这个时期，中原文化融合了闽越遗民文化，中原汉人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晋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

　　相对于北方战乱，泉州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让珍贵的闽南文物得以保留。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的泉州市区东街元妙观，有“八闽第一道观”之誉，是道教传入福建后的第一座道观；始建于西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的南安丰州延福寺，是闽南最早的寺院。在今南安丰州一带抢救挖掘的六朝墓中，出土的装饰着丰富人物、乐器纹饰的墓砖和青瓷茶具，无不向后人讲述着魏晋风流。

　　唐至五代刺桐花盛

　　泉州渐成闽南中心

　　从三国时期到唐末五代，泉州建制不断扩大。盛唐时，泉州人口骤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泉郡文风”引领闽南文教。

　　南朝梁天监间（公元502年—519年），于今泉州南安市置南安郡。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于南安郡地置丰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下领南安（今泉州市）、莆田（今莆田市）、龙溪（今漳州市龙海、华安、长泰及漳浦的一部分）三县，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改为武荣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武荣州改称泉州，州城由丰州迁到今天的泉州，归属闽州都督府管辖，从此确立了泉州作为闽南中心的地位。

　　至五代，泉州领今之晋江（含惠安）、南安、莆田、仙游、同安、安溪、永春、德化、长泰九县地。

　　唐代，闽南开始重视文教。唐开元年间，泉州兴建了孔庙，闽南教育初步兴起。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来自晋江潘湖的欧阳詹以榜眼身份登上当年的“龙虎榜”，力压探花韩愈一筹。《闽政通考》中记载：“欧阳詹文起闽荒,为闽学鼻祖”，这位泉州历史上的第一名进士，被誉“闽文宗、闽文祖”，开启“泉郡文风”。自欧阳詹始，泉州文风鼎盛，从唐代至清末，共考取进士2000余名，其中有文状元15名、武状元5名。闽地能成为“海滨邹鲁”，离不开欧阳詹的“根柢”作用。泉州九日山上，仍留有秦系、姜公辅、欧阳詹和韩偓等唐代名士的遗迹。

　　隋唐至五代，中原宗教信仰逐步扎根闽南，加上海上贸易发展，多元文化开始交融。唐时，闽南佛教兴盛，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的泉州开元寺为其代表。唐武德年间（公元618年—626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位门徒“三贤”和“四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泉传教，卒葬于东门外灵山南麓。灵山圣墓，是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及伊斯兰教传播史的重要史迹。

　　唐中后期，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泉州港已成为与交州、广府、江都并重的南方大港，泉州出产的陶瓷、铜铁等，成了闽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唐代后期，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率军与吏民南下入闽，这是唐代移民福建人数最多的一次。光启元年（公元885年），王氏部队进入闽西、闽南，次年八月，占领泉州，泉州成为王氏兄弟入闽之后的第一个根据地，王潮被奏请为泉州刺史。

　　“开闽三王”入闽后审时度势，鼓励垦殖，兴修水利，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经过“开闽三王”30余年的治理，福建社会经济渐趋繁荣，造船业有所发展。王审知经常从福州、泉州派发“蛮船”到海外贸易，给闽地经济带来了活力。

　　后来王审邽之子王延彬执掌泉州军政大权，在他的调控下，泉州政通人和，尤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为福建特别是泉州，在宋元时期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开闽三王”开放胸怀与民间“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的冒险拼搏精神，共同构成了闽南地区海洋文化特点。始建于五代末，颂扬三王开闽治泉功绩的檀越王公祠，今仍立于泉州承天寺西畔。

　　谈及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五代时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是一个无法被绕开的人物。其主政泉州十七年，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6年），留从效扩建泉州古城，城墙增高到一丈八尺，周长增至二十里，为原有城墙长度的七倍。同时，又在城内“开通衢，构云屋”，招徕海外番商前来进行商贸，允许自由贸易。自此，泉州与东南亚、阿拉伯、非洲等地的海外贸易，逐渐进入繁盛期。泉州城内，货物充盈，商贸繁盛，呈现“云屋万家，楼雉数里”的繁华景象，泉州港逐渐成为东方大港。留从效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得以继续繁荣与发展。

　　拓城建城的同时，在唐末栽种刺桐树成风的基础上，留从效再次环城遍植刺桐树，泉州城遂称刺桐城。

　　在不久的将来，“刺桐城”将为世界所知，为世界向往。

　　宋元泉州梯航万国

　　多元文化交相辉映

　　泉州离不开海，“闽在海中”的地理环境，让这座城市孕育出了具有海洋特性的城市文化，也让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具有了像海一样宽广的胸怀。

　　宋元时期是泉州港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10至14世纪前期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泉州刺桐港是亚洲海上交通辐射格局中极其重要的东方支撑点。来往于泉州的海舶穿梭如织，中外商使络绎不绝，大量的进出口货物在此集散。海运交通的便利，也导致泉州逐渐成了世界旅游的热门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印度正教等）、文化、艺术等，得以在此地无拘束地交流融合。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也成为彼时支撑泉州港繁荣的精神基石。在这种开放环境的感召下，国内外名士、贤达纷至沓来，商贾、旅行家、僧侣、传教士接踵而至，共同为泉州带来了不可思议的“顶级流量”。海内外不绝如缕的通商往来，又反作用于泉州社会的高度文明化，使泉州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获得腾飞。泉州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泉州港海外贸易的繁盛也促进了造船业大发展，大批优秀造船匠师群体的诞生，给予泉州港航运业发展以最有力的保障。有宋一代，福建沿海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都有专门的造船工场，据《宋会要辑稿·刑法二》所记“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宋人漕运总管吕颐浩在给宋高宗上的《论舟楫之利》的奏折中也做了如下论断：“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州明船又次之”。元代，蒙古大军东渡日本，南下占城，所用战船也多由泉州领造。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文献之邦”等美誉。宋元泉州海外贸易发达，经济社会的高度繁荣带来教育的鼎盛发展。彼时的泉州，官私之学并重，书院风行，人文荟萃。宋代泉州地方官府创办州学，县学也普遍设立，规制趋于完善。这个时期，理学家朱松、朱熹父子先后在泉州地区创立书院，传播理学思想，开辟了自由讲学、学术研究的阵地，受其影响，各地书院向多样化发展，泉州也被称为“朱子过化之地”。书院以外，宋代泉州私学也颇为繁荣，经馆迅速发展，从海滨到山乡，出现了“家诗书而户业学”的盛况。教育发达令宋代泉州成为科第鼎盛的红火区，进士数量空前暴增，出现一些世家大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两宋时期出了四位宰相、一位状元、被誉为“一门四相曾半朝”的曾氏一族，还有状元宰相梁克家、三朝元老留正等优秀人才；元代，泉州教育较前朝逊色，但路、县儒学仍然得到复办，还新办有蒙古学、医学和阴阳学。

　　文化的昌盛，也为艺术发展带来繁荣期。宋元时期，泉州拥有被誉为“宋元南戏遗响”的梨园戏、“汉唐古乐”的南音，以及提线木偶戏等诸多艺术瑰宝，持续演绎着市井百态，映射出独特的城市性格和文化审美情趣。南宋时，皇族宗室南外宗正司迁徙至泉州，作为皇室高级娱乐方式的“梨园戏”，也随之流入泉州，并开始由皇室渗入民间。梨园戏的传统表演程式，古朴独特，生动优美，有一套世代相传的程式规范，俗称“十八步科母”，在中国戏曲长廊中独树一帜。南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乐种，也称“弦管”，是我国弥足珍贵的音乐瑰宝。南音起源于唐，形成在宋。南音的唱法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南管的演奏也保持在唐宋时期的特色。其音乐主要由“指”“谱”“曲”三大类组成，演唱形式主要为“丝竹相和，执拍者歌”，是中国古代音乐体系比较丰富、完整的一个乐种。南音如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活化石”。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源于秦汉，在宋、元传承不辍，广为流传。提线木偶戏保留着独有剧种音乐“傀儡调”，同时形成了一整套精湛规范的操线功夫，以及独具特色的偶头雕刻、偶像造型艺术与制作工艺。

　　宋元泉州各种营造、制作技艺发达。从历史记录来看，宋代泉州的建筑营造技艺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发展。现存国内最高的两座楼阁式仿木结构石塔——开元寺镇国塔、仁寿塔，我国古代第一座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以及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安平桥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明清“下南洋”盛行

　　催生特色“侨文化”

　　明朝既有内向、紧缩的海禁政策，也有郑和主动下西洋与海外诸邦开启“官方交流”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泉州人抓住一切机会，创造最大的发展空间。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航海家郑和统领舟师先后访问了亚非30余国，在我国和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郑和航海随行人员中的泉州人，有的留居海外成为早期华侨，也被称为“番客”。他们中不少人在侨居地与祖居地之间做起通商生意。到了清代，随着民间海外贸易频繁，以及下南洋风潮盛行，番客就更多了。他们对闽南故土的眷恋始终不变，绝大部分番客都选择在晚年返回故园，盖起一幢幢“番仔楼”。他们中的许多人返乡铺路、造桥、建学校等，带动家乡的繁荣发展。这样的风气，在时代的推进中，逐渐演化成今天富有特色的泉州“侨文化”。

　　明清时期，泉州学术研究风行，科举再创辉煌。明代泉州的易学研究与教学形成风尚，著名理学家蔡清及其“清源学派”，在易经研究与教学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晚明，思想家李贽目睹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儒学中的虚伪方面，进行质疑并予以尖锐批评，他对社会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教育对象、教学方法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明代泉州科举成绩位居福建前列，培养出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多方面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16世纪，抗倭英雄俞大猷纵横东南沿海十几年，和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清代泉州教育向普及型发展，民间兴办的各类塾馆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均胜于历史诸朝。明末清初，泉州民众东渡台湾形成浪潮，渡台泉州儒士成为开启泉台教育关系的先驱。晚清时期，在救亡图存的形势下，泉州掀起了创办新学堂的热潮，尤其是华侨在家乡纷纷兴办新学，推动了新式教育发展。

　　闽南民居营造技艺发源于泉州，始于唐、五代，在明清时期基本定型，是闽南地区古建筑技艺的代表。闽南建筑以红砖厝为代表。红砖厝既有中国传统民居对称、严整、密闭的特点，又具有华丽活泼、夸张缀饰的地方特性。

　　明清泉州沿海和内陆的手工业高速发展。明代泉州的绢品，是著名的贡品和外销品。泉州还曾是福建的纺织织造中心，现泉州城内尚有织染局遗址清白源井。明清时期德化陶瓷生产规模大增，尤以白瓷和青花瓷最为著名，涌现一批能工巧匠，如明代的何朝宗就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瓷雕艺术大师。明清时期是安溪茶叶走向鼎盛的重要阶段。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前后，安溪茶农从茶树枝条压在土壤中能生根发芽得到启发，创造出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使安溪成了中国茶树无性繁殖的发源地。明末清初，安溪茶农又创制了乌龙茶。乌龙茶采制工艺的诞生，是对我国传统制茶工艺又一重大革新。

　　明清时期，泉州戏曲文化绽放璀璨的时代光芒。泉州高甲戏孕育于明末清初，早期称“宋江戏”。高甲戏在表演上吸取木偶戏、京剧的武打程式，又吸取梨园戏旦行的指法、科步；话白采用泉腔，唱腔则大量取自“弦管”，既有清婉缠绵的音韵，又有激昂刚健的腔调，独具风格。泉州打城戏，发端于清咸丰年间，流行于泉州及厦门、金门等地，是融合释、道二教之法事活动而形成的，为全国罕见的宗教戏剧。闽南布袋戏之发端，民间相传始于明嘉靖年间。泉州一带的布袋戏称为“南派”布袋戏，其表演程式是仿效“嘉礼”戏，形象由大改小，以指掌表演，称作“木偶掌中帮”。

　　赓续城市历史文脉

　　保护弘扬闽南文化

　　一方水土，万千风流。泉州因“ 海丝”而繁盛，正是有幸经历文化与时俱进的锤炼，砥砺前行继而厚积薄发，方才成就今天以泉州为核心区的闽南文化的蓬勃激扬。

　　长久以来，刺桐城以“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包容来自世界的文化。中原文明与海洋文明、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儒道释与亚非欧宗教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而今的泉州已成为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活态”的南音、南戏、南少林，堪当国际交流“大使”。在第五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上，闽南文化大放异彩，汪大渊、郑和、何朝宗、马可·波罗等与泉州息息相关的中外历史名人，在世遗之景穿越对话，呈现出“泉州与世界有机沟通交流”的生动历史场景。

　　现今台湾的民间习俗、信仰、戏曲、艺术等都是从闽南传承过去的。在我国台湾传统建筑中常见的红砖红瓦建筑，就是泉州红砖古厝的传承，泉台两地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台湾的四大民间信仰——妈祖、保生大帝、关帝、临水娘娘，都是在明清时期随闽南人传入台湾的。台湾通用的方言是泉州闽南话，许多地方的街村名称与闽南的村街一样。台湾的歌仔戏、高甲戏、梨园戏、木偶戏、南音等地方传统剧种等都是由闽南传承而去。80%以上的台湾同胞祖籍福建，其中泉州籍占44.8%，泉州的台胞出生地、祖居、祖祠、祖堂、祖墓等涉台文物众多。

　　出于保护、弘扬闽南文化的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泉州实施经济、文化、城市建设一体发展战略，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部门共管、社会参与”保护传承体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进一步做好世界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条例》，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泉州世界遗产保护提供规范、健康、可持续的制度保障，为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保驾护航。“世遗城市”光环映照的不仅仅是泉州的荣耀，更是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当下，泉州立足于融合传统与现代，构筑经济与文化协调共进的新型发展模式，着力增强文化自信，重塑现代城市精神，以历久弥新的泉州文化，书写“泉州品牌”“泉州故事”和“泉州价值”的时代新内涵。

在长期的历史传承发展中，中华文明能够以我为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保持鲜明的文化特性。闽南文化在泉州传承千年，以其独有的开放包容特性，汲取海洋文化精华，兼容并蓄，形成了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发源于泉州山海之间的文化体系，深刻打上了泉州烙印，充分展现了泉州特色，彰显了泉州人民坚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如今，勇立潮头的泉州人，正在以“躺下去是洛阳桥，站起来是东西塔”的豪迈气概、“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的奋斗精神，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持续推动世界闽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奋力谱写世界闽南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乐章。（记者 张君琳 吴拏云 庄建平 黄雯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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